惊鸿一瞥蜻蜓翅—元明钧窑通体海棠红釉出戟尊出世

 惊鸿一瞥蜻蜓翅—元明钧窑通体海棠红釉出戟尊出世

钧瓷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它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以青色为基调,烧出了纯天青、纯月白, 或蓝中带红紫的釉彩。钧窑数量以带乳光的天蓝居多,部分饰有红或紫斑,少见通体玫瑰紫和海棠红的器物。

钧窑因钧州而得名,万历三年因避讳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的“钧”字,而改称“禹州”。 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处伏牛山脉与豫东平原过渡带,自然资源丰富。禹州山区蕴藏的石英岩、陶瓷黏土、高岭土、孔雀石等陶瓷原料,储量大、品质优;古代山区森林茂密,柴源易取,煤炭储量丰富,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禹州高岭土

孔雀石主要产于含铜硫化物矿床的氧化带,是原生含铜矿物氧化后形成的表生矿物;可以作为寻找原生铜矿床的标志;是炼銅的次要原料,块大色美的孔雀石可以用于琢磨各种装饰品,粉末用于制作颜料。

禹州孔雀石

钾长石属单斜晶系,通常呈肉红黄白等色。它具有熔点低(1150±20℃),熔融间隔时间长,熔融粘度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陶瓷坯料、陶瓷釉料。

禹州钾长石

钧窑器物纹饰简洁、线条流畅、釉色丰富、窑变自然,不以雕琢和装饰见长,而以烧成中自然形成的多变釉色著称,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是钧窑对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一大贡献。

禹州铜矿石

有人说, 钧窑创始于唐,2001年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下白峪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窑炉一座、窑前作坊一处,出土了大量唐中期的青釉、黑釉瓷器,包括许多花釉瓷器。花釉瓷器实际上就是在黑釉瓷器上加施了一层灰白色或蓝灰色的釉斑。由于这些黑瓷上的釉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人们称为“唐钧”。不可否认,唐代花釉瓷为后来钧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唐钧釉执壶

中国官方和很多学者认定, 钧窑创烧于北宋初年, 兴盛于北宋晚期,其黄金时代大约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以后历代都有仿造。钧窑瓷器,其产生和发展既得益于禹州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地理条件,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宋徽宗时期禹州钧台钧窑被钦定为御用窑场,其烧制的钧窑器物被人们称为“官钧”。

宋代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孕育了钧瓷独特的艺术风格。宋代崇古尚礼,视祭祀为国之大事;官方在倡导理学和禅宗的同时也崇信道教,使得钧官窑器物追求古朴,崇尚雅致。钧瓷造型古朴端庄,从器型上可看到宋代崇古风气的影响,代表器型如出戟尊、鼓钉洗、炉等皆为仿商周青铜式样。“四般闲事”(即赏画、品茗、焚香、插花)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家居生活,成为从帝王以至文人怡然的风俗和闲适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工艺美术,钧瓷特别是钧官窑器物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需求,表现岀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层烙印。

北宋初年为钧窑的创烧时期,主要生产青釉钧瓷器皿,造型规整,制作精良,釉色匀净,乳光内含。钧釉器物的胎色较浅淡,即通常所说的“香灰胎”,胎质较细腻坚致,器物釉层较薄,釉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部分器物布满小块的开片,十分雅致,有钧汝不分之说。青釉器物的做工精细,釉色以青绿色为主,釉色纯净,釉质乳浊,通体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较橄榄绿而浅,似翠绿而深。正如《南窑笔记》所述“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颇似明代文献所述之“青若葱翠色”之描述。北宋中期,钧窑得到较快发展,但仍以生产日用瓷为主,器型繁多,造型考究,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色泽莹润匀净。北宋晚期,钧窑瓷器形成独特的风格,其产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器物中除碗、盘等日常生活用瓷外,开始烧造宫廷御用器物即官钧瓷器。此时期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器物,造型丰富多样,内外施满釉,釉色窑变自然、色彩丰富,颇具神韵。

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对禹州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窑址出土的一件用瓷土烧制成的“宣和元宝”钱模,表明钧台窑是北宋晚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一处官办作坊,是当时宫延用瓷的重要产地之一。出土的尊、花盆、盆奁以及鼓钉洗等钧瓷残器,其造型、釉色、烧制工艺和底部刻“一”至“十”的汉写数字号码等特点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钧瓷中的尊、花盆、盆奁、鼓钉洗等陈设器的制作特点一致。因而证明,钧台窑就是北宋徽宗时期生产钧瓷的官办窑场,即钧官窑。

1974年钧官窑窑炉发掘现场

1974年钧官窑发掘出标本(里蓝外红)

千年以来神垕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驰名,神垕镇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南部,至今保留有较为完整的明清古街、伯灵翁庙,道路两侧店铺林立,集中呈现了千百年来与制瓷工艺紧密相连的淳朴的民俗、民风及生活方式。钧窑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在诸多工艺上开创了许多新的技术,成为宋代制瓷业的翘楚。

宋 钧瓷标本神垕钧窑遗址出土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钧台窑址的西区(原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进行了发掘。从发掘情况看,该窑址年代跨度久远,烧造时间从唐代开始,经宋到元,乃至明清。近年来有学者以在钧台窑址西部的边缘区(2004年)发掘出土具有明代制瓷特点的且地层关系已被扰乱的钧窑标本为依据,将钧官窑的烧造年代定为明代。显然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这只能证明钧台窑在明代可能仍在烧造钧瓷,为钧瓷烧造时间跨度的界定提供了新的证据。而该遗址岀土一些与钧官窑器物相同的钧窑器物标本非常粗糙,在胎质、釉质、工艺、造型及线条上与1974年发掘出土的钧官窑标本有明显差异,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这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钧官窑器物有粗细之分的情况非常吻合,表明在元末或明代钧台窑可能仿烧钧官窑器物。

2004年制药厂发掘出土标本

部分海内外藏家也对此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钧窑顶峰在明初。 原因是在目前出土的所有宋代墓葬中, 没有发现一件钧窑作品。 另外在可查文献中,也是从明朝中期以后,才见到“钧窑”字样,并在明清时期才有“宋五大官窑”之说。最先提出钧窑顶峰在明初,而非宋代的就是日本学者。 而在历届钧窑拍卖排行榜中, 拍出天价的也以明初钧窑居多。

钧窑馆藏,英美颇多。  大英博物馆资料显示,现存钧窑宋金时代33件, 元明清时期26件;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之赛克勒馆, 馆藏的60件官钧, 来自于戴恩夫妇1942年捐赠。  戴恩的藏品大都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从亚洲古董商手中购买的,其中大多为清末宫廷藏品典卖;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现陈列6件钧窑作品.

钧官窑器型大多为陈设器, 以各式花盆、盆托居多,包括渣斗形。 出戟尊是仿青铜器造型, 钧瓷出戟尊器型很少,馆藏量低, 民间收藏或可发现。钧瓷出戟尊历史价值和市场价值都很高,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

上海博物馆藏
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八周年之际,2013年10月16日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
在延禧宫西配殿对公众开放。该展览以故宫博物院藏历代钧窑和仿钧窑(釉)瓷器为基础,辅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等单位商借的传世品及对钧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钧窑瓷器
和标本,展品共计125件(套),其中35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故宫博物院藏
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台北故宫博物院原版《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大型精装彩色画册,收录清宫旧藏钧窑作品109件,依据瓷器使用的情况,概分为器皿类钧瓷48件,包含碗、盘、洗、炉、瓶等器形;陈设类钧瓷61件,涵盖出戟尊、花盆及盆托、鼓钉洗等,其定年则重新比对考古资料,做了较细腻的断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钧窑丁香紫釉尊

钧瓷之美胜于釉色,三分人力,七分天成,其间色彩的流淌与幻化,非巧思可以成就,尤以紫钧最为典雅,釉彩之绚丽宛若晚霞,而釉质之细润,犹似一泓静谧湖水。其烧造颇为周折,先需模制成型,再经多次素烧、施釉。因釉彩本身乳浊黏稠、流动缓慢,故上下加迭色泽不同的釉彩,极易形成斑斓、交织的现象,乃至一窑一火烧制的钧瓷,变化万端,无一相类,故有“钧瓷无双”之誉。

元明钧窑通体海棠红釉出戟尊

包浆是指文物表面由于长时间氧化形成的氧化层。 “包浆”其实就是“光泽”,专指古物器物经过长年久月之后,在表面上形成这样一层自然的光泽。 不止瓷器、木器、玉器、铜器、牙雕、文玩、书画碑拓等纸绢制品都有包浆。 包浆既然承托岁月,年代越久的东西,包浆越厚。

百极碎,冰裂纹,蜻蜓翅,苍蝇翅和金丝铁线都是形容瓷器开片状态。古代瓷器相当部分伴随有开片现象,这跟瓷器本身所处环境变化有关系, 因为釉、胎膨胀系数不同。如果两者保持相同或者相近步调,瓷器是很难开片的。能够达到苍蝇翅,蜻蜓翅级别的瓷器可谓登峰造极。

经年埋于地下, 潮湿阴冷,通体冰寒。 出土刹那,遭遇暖阳,冷热交会,颇为惊悚, 遂炸开蜻蜓翅膀!见证自己重见天日,回归人间。钧瓷素有上帝之作美誉,蜻蜓翅也许是上帝为自己的杰作加盖无款之章,题写无字之跋!

后记:

钧瓷天成, 后世多有仿造。 清代窑变釉瓷器的制造,是通过人为配料、火控来初步掌握烧造成果。与古瓷相比, 匠心不同,挥洒不同,  气概不同,神韵也不同,令人唏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乾隆 仿鈞釉石榴尊

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当代钧窑精品典藏

(编辑:Maggie 2021年12月初于多伦多, 资料来源:网络与藏家)info@voice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