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般红紫斗芳菲–瓷之名品宣德红釉

红釉在陶瓷上的追求包含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学含义，它不仅仅是对生命原色的尊重，更深层次的是中华文化初始之色的刻意表达。

古人在陶瓷红色追求之路上走的艰辛，红釉偶然生成的条件苛刻，不像青、赭、黑、绿、黄等诸色自然生成过程的条件宽泛，在千度以上的高温中，以铜为呈色剂的真正意义的红色，只有百分之一的空间条件，稍有倦怠，形成条件转瞬即逝。

唐代红釉, 让红釉依附于瓷之上，对古人来说是个天大的难题。在千度以上的高温区，只有铜元素能让瓷器呈现真正意义的红色，但呈色的宽容度极窄，过高过低，铜红色都会“灰飞烟灭”，留下一片空白。红釉在唐，只有长沙窑一枝独放，且长在深山人未识；长沙窑的红釉，虽罕见但证明了铜红釉早诞生了几百年。

宋代红釉, 按照过去陶瓷史说，北宋已能烧造完美的钧窑了，钧窑之中的玫瑰紫开陶瓷红釉之先河。内蓝外紫，在没有红色可资比较的年代，它可称之为玫瑰红。钧窑红釉作品过去在陶瓷界声望颇高，“钧窑挂红，价值连城”虽为市井浅显见识。但也从侧面说明了红色在钧窑中的重要性。

宋钧瓷泡泡碗

元代红釉, 元代中国制瓷中心移至景德镇，真正意义的红釉在此诞生绝非偶然。首先景德镇具备了红釉生成的条件，其次是元人尚红。除了白色、蓝色之外，蒙古人崇尚红色。高温纯正红色作品在景德镇、在元代诞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红釉从此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明代红釉, 当明朝江山坐定以后，景德镇窑厂立刻生机勃勃。尤其洪武御窑厂的恢复，红釉瓷器给皇宫增添了喜色。

永乐红釉其红通透，鲜红如血。故明代文献就称之为“鲜红”，直呼其名，倍感亲切。告别了元末明初红釉色调暗且不透亮的历史，永乐鲜红之鲜之红，让世人有了“鲜红为贵”之说。。

过去总说永宣不分，其实还可以细分。一入宣德，红釉之红又开始沉着，“牛血红”显然不是鲜红。景德镇1988年出土的宣德红釉桃形壶，桃花作盖，壶身塑枝叶，色暗沉静，与永乐之红的强烈，形成对比。故宫博物院藏宣德红釉僧帽壶，其色凝重，让人不觉红色是红，宣德红釉如“初凝之牛血”之说，在此得以印证。永乐之红充分，宣德之红饱满；永乐之红娇媚，宣德之红老辣；永乐之红阴柔，宣德之红阳刚；红釉至永宣，攀上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明宣德红釉渣斗

“永宣之后，红釉瓷在明代竟成绝响，后世再不能及”，明朝红釉至此已让后世无话可说。尽管永宣之后还有成化、正德、嘉靖，都烧过红釉，那不过是秋风过后尚未飘零的几片树叶。

高10cm, 口径13cm

清代红釉,度过漫长的冬季，红釉在明永宣之后的两百年间几无建树。直到郎廷极的出现，终于在康熙晚期成功烧造出红釉。郎廷极的意图明显，直逼永宣红釉，在康熙红釉诞生的那段日子，很多人认为郎廷极仿永宣红釉几乎可以乱真。在景德镇还流传一句古话：“要想穷，烧郎红。”可见红釉烧造的难度有多大。郎廷极在郎窑红创烧的同时，还恢复了霁红，创烧了豇豆红。红釉在清康乾盛世无疑是百花盛开，推陈出新的黄金年代。

郎窑红釉观音瓶，故宫博物院

红釉在瓷之色的追求上技术难度最大，唐宋之前毫无诞生的迹象，即使在唐在宋，红釉也从未挺直腰杆。中国工匠永乐超过一千年的时间，在瓷之路上跋涉。红釉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发明，发明的历史虽短，追求的历史却很长。

渣斗，顾名思义是专用于盛载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的器物。明代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古代青花瓷的高峰。宣德青花瓷造型秀美、器型多样，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渣斗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但也往往被投资者所忽视，人们更加会关注大型器物，如瓶、盘。

在2008年香港苏富比的春拍中，一件明宣德·青花蕉叶水波图渣斗，以984.75万港元的价格成交，不仅创下了渣斗成交的新纪录，而且整个拍卖过程也是异常激烈，中国买家林华田也加入战局，最后成功竞得。

在古代有很多类似渣斗样式的器具，功能也有所不同。根据前些年出土的辽宋壁画，人们发现了类似渣斗的器物。该渣斗出现的场景是饮茶的场合，被人捧在手里，看其穿着地位也不低，因此有研究渣斗可能是一种茶具器皿。不管其使用功能，在艺术领域，渣斗属于精美的瓷器。以那件被拍卖的渣斗形制的花盆为例，通体天蓝色，器身晶莹光泽，堪称钧窑瓷器的佼佼者。提到渣斗的艺术，还需要回顾整个渣斗的历史。渣斗从晋代开始出现，到唐宋以后开始渐渐流行，比较常见的是瓷器材质。唐宋以后正是瓷器发展的黄金期，因此瓷质渣斗也迎来了春天。